这一段叙述与分析的时间终点在景明元年（500）的“明年”，事件标志是“彭城王竟废”。如前所述，彭城王元勰“悲喜交深”地“释位归第”，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那时高肇兄弟还在平城，未曾参与宣武帝从辅政诸王手中夺回权力的宫廷政变，与洛阳的权斗毫无干系，说宣武帝这时“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是一点也不符合真实历史的。事实上，正是在高肇担任尚书右仆射以后的景明四年（503）七月，被废的元勰才重新起用，高拜太师。上引这段对于星占的历史分析更违背史实的，是说“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似乎不知道元勰本来就不在六辅之列，说什么“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更是离题万里了。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入《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