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人《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