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需要参考克贝尔所指出的“所谓军队就是国家对于暴力的占有”。在国家暴力由男性占有的时候要求“分配正义”就是在承认国家独占暴力的基础上，要求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平等。倘若仅限于这种要求，那么追求军队内平等的美国女权主义者也只不过停留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这一框架内。只要不质疑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支撑军事力量的国际秩序，那么她们的第一身份就不是女权主义者，而只是美国人（美国民族主义者）罢了。思考女兵的问题就是思考“女性之于国家暴力的关系”。这“要求进一步深入思考性别与攻击性的关系，并且仔细考察二者的关系在历史上是如何被国家利用的，以及它们的关系应该如何”。克贝尔认为，军队内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让人忘记“在国家要求的国民义务之外，还存在着更高一级的义务要求”。女性主义思想绝不是仅仅对国家所占有的、任意分配的公民各项权利（包含义务）提出“平等分配”的要求。女性主义解析的是“国民”与“公民”概念中的男性化建构，并且通过颠覆这一男性化，质疑国家对各项权利的占有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隐藏在军队中男女平等意识形态之下的其实是女性主义和国家之间预谋的新“交易”，这是女性主义必须拒绝的。